9月25日晚10點半，一位名叫埃里克•鄧肯的人因身體不適，來到美國達拉斯長老會醫院急癥室就診，在記錄了簡單的個人信息后，他與其他5-10名病人被安排在候診室，等待進一步治療。

      約一個小時后，[注冊香港分公司] 一名值班護士詢問了他的病情，并作出如下記錄：“病人‘腹痛、頭暈、感到惡心’”，隨后，她給鄧肯測了體溫：100.1華氏度(約38.38攝氏度)。在這過程中，她沒有詢問這名病人的旅行記錄，這在當時并不是急診室所要了解的信息之一。

      午夜12點半，第一名值班醫生在瀏覽了鄧肯當晚已記錄的病情后，探視了他，但沒有給出進一步診斷意見。

      隨后，一名急癥室主值班護士對鄧肯進行了進一步病情評估，并進一步細化了癥狀描述“急劇的、斷斷續續的上腹部疼痛，急劇的前額疼痛，眩暈，食欲不振”。

      這名護士隨后記錄了鄧肯的旅行記錄：“2014年9月20日從非洲赴美國”。但她并沒有口頭上將這些信息告知急癥室值班醫生。

      隨后，鄧肯做了一系列常規測試，包括體溫、血液常規、CT掃描等，檢測結果很快出來了：體溫在凌晨3點零2分為103.0華氏度（約39.44攝氏度），3:32分降至101.2華氏度（約38.44攝氏度）。
     
      鄧肯的白細胞和血小板比正常范圍稍稍偏低，谷草轉氨酶（AST）比正常值偏高較多，顯示可能存在肝臟功能或肌肉纖維的不正常。CT掃描則顯示腹部和頭部沒有“嚴重病癥”。

      9月26日凌晨3:37分，值班醫生做出了讓病人出院的決定，并記錄“病人身體感覺更好，并且能夠回家”。最終的出院診斷為鼻竇炎和腹痛。

      以上是美國國會17日公布的美國第一例埃博拉患者首次就醫的全過程，在出院2天后，鄧肯病情惡化，再度入院，9月30日被確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在全美國甚至全球的關注下，鄧肯接受了全力救治，但最終醫治無效于10月8日身亡。

      關于埃博拉的第一波恐慌在全美蔓延開來，美國主要媒體都開始將有關埃博拉的報道放到顯著位置，隨后不久，第二例、第三例埃博拉病例接踵而至，美國人開始手足無措。

      記得早在7月初時，一名白發蒼蒼的美國律師就曾跟我說，埃博拉病毒你應該多關注，這會變得很“嚴重”。

      當時，埃博拉病毒已經在西非一些國家和地區傳播開來，但西方主流媒體鮮有報道和關注，這名律師了解到該事件，也是因為當時有一名赴西非協助救治埃博拉的美國醫生，被懷疑感染了該病毒。

      目前，非洲地區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已經接近4500人，一些地區的景象無異于人間地獄，當地的人民開始遠離埃博拉病集中的地區，患病者無人敢接近，沒有及時的醫療處理，患者的尸體無人敢處理。

      如今，這樣的恐慌開始蔓延到美國，這個全球經濟第一大國，在致命的病毒面前也同樣顯得脆弱不堪。電視上不斷滾動播放著埃博拉的相關新聞，圖片中時刻出現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仿佛在應對一場生化戰爭。

      為了安撫美國民眾的恐慌情緒，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得不兩次更改日程，將應對埃博拉提上首要日程，召集醫療界專家，組織埃博拉病毒相關問題的討論，并發表電視講話，講話的重點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向大眾普及埃博拉病毒的相關常識，二是向民眾傳達信心，堅稱政府有能力管控好疾病的傳播。

      “我理解人們會感到害怕，”奧巴馬說，“但大家必須更多地了解疾病本身。”

      埃博拉病毒起病急、致死率高，[怎么注冊香港公司]是引起人們恐慌的首要原因。美國疾控中心根據過往病例的統計得出，平均潛伏期在10天左右，隨后一周左右死亡的患者比例高達70%，對于那些幸免存活的患者，未來身體會受哪些影響還不得而知。

      其二，目前對于該疾病，并沒有切實有效的治療措施，沒有專門的疫苗。盡管這一病毒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被發現，但近40年后，醫學界對該病毒的認識依然有限。

      對抗埃博拉病毒，目前的應對辦法是早發現、早隔離，避免二次傳染，同時僅能對患者的相關癥狀進行治療，如輸液、維持血壓以及應對其他感染癥狀等，對病毒本身則無可奈何。

      針對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正在加緊研制和試驗階段，但美國疾控中心指出，這些初級疫苗產品還未完全通過安全、有效的測試。

      在應對第一例和隨后兩例埃博拉病毒感染事件中，美國疾控防治機構及相關醫療機構的應對措施遭到普遍詬病，17日，美國眾議院召開針對此事的聽證會，認為聯邦衛生部門的官員對于埃博拉病毒的應對不力。

      目前為外界所抨擊最多的是第一起病例，鄧肯在首次入院治療時，沒有被院方懷疑為埃博拉病毒攜帶者，錯失了治療的最佳良機，也增加了再次向其他人群傳播的危險。同時，協助治療鄧肯的第三例埃博拉感染者，居然在這期間可以自由乘坐民航航班，隨意接觸其他人員，并未受到嚴格的隔離觀察等措施。

      達拉斯長老會醫院母公司的首席醫療官在作證時強調，該院早在今年7月28日便收到了來自疾控中心的關于埃博拉病毒應對的一些建議，并且這些信息已經向急診室負責人傳達并張貼在急癥室中，但被問到醫院是否提供了專人的針對埃博拉疾病的緊急應對訓練，他的回答是“沒有”。

      一系列“失誤”導致民眾對美國相關政府機構應對這些公共衛生事件的信心嚴重受挫。

      《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上世紀40年代，美國紐約曾爆發天花傳染事件，但當時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極高，認為他們有能力控制事態的發展，但如今，民眾缺乏這樣的信心。

      《華爾街日報》專注于金融監管領域報道的資深記者瑞恩•特瑞希（Ryan Tracy）曾對我表示，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不信任政府，同時他們認為國會的存在完全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即便是一些毫無爭議的議題，在國會也無法得到通過。”特瑞希說。

      盡管目前對于新增的兩例埃博拉患者是如何被傳染的，仍然沒有明確結論，但防護措施不到位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美國疾控中心溝通中心副主任艾比蓋爾•唐佩（Abbigail Tumpey）表示，此前在8月份提出的防護建議，給了醫院很多的“靈活度”，并沒有明確的嚴格的防護措施標準。目前美國疾控中心已經通過提升醫護人員的防護設備的要求來應對這一狀況。

      《紐約時報》評論文章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埃博拉病毒在美國的傳播已經從一起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演變為一場政治危機。在美國中期選舉臨近之際，民主和共和兩黨都在一方面努力為自己爭取選票的同時，極力找各種機會貶損對手。

      最近的例子是奧巴馬剛剛任命的應對埃博拉病毒的總協調人、[香港商標注冊]副總統拜登的前辦公室主任榮•克萊恩（Ron Klain），便遭到來自共和黨的猛烈抨擊，認為他沒有任何應對埃博拉或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經驗。

      如果應對埃博拉病毒這一關系到公眾健康衛生的事件甚至都演變成兩黨爭奪政治利益的舞臺，那么可能是比起埃博拉病毒本身，民眾所更需要擔心的。但不幸的是，事情可能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