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十年來外貿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中國入世后，進出口迅速擴張，在外向型經濟的拉動下，在出口貿易和外資的迅猛發展下，中國迅速進入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雙驅動發展的格局，中國全面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外向型經濟進入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注冊盧森堡公司]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日前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經過十年發展，我國外向型經濟和對外貿易實現新跨越，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得到進一步拓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進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從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間，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從6207.7億美元增至36418.6億美元，年均增長21.7%，較同期全球貿易額年均約9%的增速高出1倍多。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由2002年的4.7%逐年上升至2011年的10.2%，自2009年起中國已連續3年穩居全球對外貿易第二大國的位置。

　　二是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在出口總額中，工業制成品占比由2002年的91.2%提高到2011年的94.7%；機電產品由48.2%提高到57.2%；高新技術產品由20.8%提高到28.9%。與此同時，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快速增長。2011年，機電產品進口7533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3.8倍；高新技術產品進口4630億美元，增長4.6倍。鐵礦砂及其精礦進口6.9億噸，比2002年增長5.2倍；原油進口2.5億噸，增長2.7倍。

　　三是利用外資規模躍居全球第二。2003-2011年，全國累計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164億美元，連續多年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全球排名也上升至第二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注冊伯利茲公司]實際上一直受三股力量的支撐，即國企、民營和外資，而外資無論在外貿發展方面還是工業化的進程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四是對外投資從無到有，“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2003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只有29億美元，2011年增加到601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9.7倍。對外經濟合作迅速發展。2011年，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034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6.2倍。

　　霍建國認為，這十年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十五”期間，二是“十一五”期間。“十五”期間是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這期間，由于外部市場寬松，我國外貿進入一個高速增長階段，同時，國內的產能通過前期的積累也進入一個全面釋放階段，因此，這一時期我國外貿的發展更多的體現在出口規模的擴張方面。這一階段，全球經濟處于相對活躍和穩定增長階段，外部市場的擴張抵消了投資回報率遞減的現象。所以相對來說，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并構建了貿易大國的地位。

　　而“十五”之后，特別是2005年之后，霍建國認為，人民幣進入升值的通道，出口的環境開始變得趨緊，國內成本壓力上升和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反過來促進了我國出口質量和效益的快速提升。

　　“總體來看，通過這十年的發展，不僅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不斷優化，也使得過去我國過度依賴歐美等主要市場的格局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如東盟作為一個整體的新興市場，已經成為我國第三大主要貿易伙伴。此外，經過這十年的發展，出口企業的規模和經營能力以及水平都得到了顯著的提高。現在已經涌現了一批具有跨國公司特征的，不僅經營出口同時經營進口，還經營海外投資，這其中包括一些民營的大規模外貿企業集團。伴隨著出口環境的改變，出口質量和效益也出現了明顯改善。”霍建國認為。

　　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年間，我國的外貿政策也進入了調整階段。

　　一是出口退稅政策。入世之初，隨著出口的迅速發展，出口退稅規模不斷擴大，同時也形成了新的財政負擔。2004年1月1日實行新出口退稅政策，采取了部分下調或取消部分產品出口退稅。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升級為國際金融危機，外貿環境急劇惡化。為穩定出口，我國從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連續7次大規模上調紡織服裝、機電、鋼材、化工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從2010年7月15日起，我國又進一步采取了取消部分鋼材、有色金屬加工材、農藥、醫藥、化工產品、塑料及制品、橡膠及制品、玻璃及制品的出口退稅，共涉及商品品種406個，有力地促進了外貿的轉型升級進程。隨后，為穩定出口，幫企業渡過難關，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又下發了《關于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政策的通知》以及《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管理辦法》兩項重要文件。

　　二是出口信貸政策。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全面取消了出口補貼政策，而加大了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以及出口信用保險工作。此外，為鼓勵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我們對高風險地區的貿易開展了出口信用保險業務，有力地支持了企業的發展，并降低了企業在外匯和市場波動中的風險。

　　三是人民幣匯率升值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1994年，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單軌運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的主要方式。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10年6月19日，中國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2012年4月16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浮動區間繼續由0.5%擴大至1%，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促進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

　　四是外資稅收等優惠政策的調整。在WTO框架下，為推進內外資的統一國民待遇，2008年內外資的所得稅實現了“兩稅合一”，稅率調整為25%。2010年底，對外資企業開始征收城建稅和教育附加費。自2011年開始，中國外資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與內資企業完全一致。

　　“中國外貿的增長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外資的作用，外資企業出口約占出口總額的50%，有1/3的加工貿易支撐著整個外貿市場的格局。也就是說，穩定外貿增長同穩定外資增長關系密切。”霍建國表示。

　　霍建國表示，從利用外資的環境和舉措來看，中國繼續擴大利用外資有相當大的余地。我國在高端制造業、企業兼并重組、[注冊法國公司]服務業的開放方面都面臨著新的突破和選擇。從當前外資的興趣來看，投資的47%在服務業，同時外資更傾向于直接參與企業的兼并重組或收購，直接進入中高端制造業。因此，我國在未來繼續擴大開放的領域和空間顯得尤為關鍵。

　　在霍建國看來，未來能否繼續加大市場化改革的力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至關重要，應加快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為企業發展開創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關系到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