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增的出口數據
《21世紀》：通常，東亞地區出口增長或下降的幅度相似，[注冊開曼公司]但近幾個月中國大陸的出口年增速達10%，遠超東亞其它地區。而對于保稅區的出口更是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從去年8月份50%的增速，到今年三月份接近300%。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隆國強：這主要是一部分特殊監管區利用毗鄰香港的便利，進行的貿易金融行為。近來，三大經濟體美、歐、日都實行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過剩。由于國際和國內資金價格即利息存在利差，為了追逐利差，以及人民幣可能升值的匯差，流動性進入新興市場分享利差的動機很強，所以，就有一部分企業利用特殊監管區的便利，轉移資金。這屬于一種異常貿易，但并不足以解釋中國和東亞其它經濟體的貿易差異。
我們知道，韓國、臺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是中國大陸，而對大陸的出口又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加工貿易上游的零部件，通過加工組裝后銷售到發達市場。我們也看到這幾個月，大陸對于不同市場之間的出口有很大的差距，對美國前兩個月是12%，對日本，由于日元貶值，是-10%左右，對歐洲基本上是零增長。所以，在發達市場總體低迷的情況下，加工貿易出口的增長率就很低，因此東亞幾個上游經濟體的出口增長也就比較低。而中國大陸除了加工貿易外，一般貿易的增長速度是比較快的，包括對東盟、印度、俄羅斯及其它新興市場的出口。這里既有貿易方式的差別，也有貿易主體、市場結構的差別，還有貿易結構的差別。
我們的一般貿易出口到新興市場，主要是兩大類：一是比加工貿易檔次更低的消費品，二是投資品�，F在全球經濟增長格局是發達市場相對低迷，新興市場相對較好，老百姓收入提高得快，加上一部分新興經濟體在加速推進城鎮化、工業化，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對中國制造的物美價廉的資本品的需求是比較旺盛的。所以，中國大陸前兩個月出口增長速度高于韓國、臺灣省。因此，即使把特殊監管區的貿易金融因素剔除掉，也不影響中國大陸比那幾個經濟體出口增長更快的基本判斷。
《21世紀》：近期中國內地出口至香港與香港從中國內地進口的差異有所擴大，這種差距從2012年每月平均的72億美金上升至最近四個月平均118億美金。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海關總署的官員表示正在調查“與香港間貿易增長的異常情況”，如果有必要將采取監管措施。您如何看待其中的問題和風險？
黃海洲：首先看經濟增速。[開曼公司注冊]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回落到7.7%，低于市場預期，我們認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消費下行，包括三公消費和集團消費在中央強勢反腐的震懾下大幅放緩，這個因素大家談論得比較多，但我認為沒必要過分夸大。二是政府換屆的影響，今年是換屆年，部委領導在兩會上才確定，一些省級領導兩會之后也隨之調整，這實際上影響了一些項目和計劃的開工進度或實施。三是2012年四季度末信貸增速放緩，去年年中海外市場還在認為中國有硬著陸風險，9月份以后信貸增長較快，打消了硬著陸的擔心。但到年底，信貸有收縮的勢態，尤其是長期貸款收縮，進而影響了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長。
至于近期出口的增加，兩方面原因值得關注：貿易方面，海外經濟有所復蘇，外需增強；金融方面，人民幣還存在升值預期，國內也有一些可以投資的機會，包括理財產品、固定收益投資等方面，收益率相對較高，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也有一些融資需求。所以對于一些固定收益的投資者而言，假如國內的投資收益能夠到8%-10%，人民幣還有3%左右的升值空間，他們就能在海外借美元或港幣，獲得一個低風險高利率回報。如果資金在香港與內地能夠打通的話，這部分投資者可能獲得相對可觀的套利空間。這對短期有一定的影響，中長期影響如何，現在下判斷還為時過早。因為國內現在對一些投資產品進行了清理整頓，往后若繼續這樣的游戲，可能難度也比較大。另外，近期海外也有其他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
隆國強：在資本賬戶沒有開放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是有管理的浮動，浮動的幅度不是太大，聰明的企業就會利用境內外利率的差異和體制來賺錢。它們通過合法的貿易方式，如高報出口，到境外“一日游”，到香港再低價運進來，這樣就有了價差，出口進匯，進口再延遲付匯，無風險地享受兩地的利差，實現資金的成功轉移。在這個過程中，貿易行為是真的，貿易流也是真的，他把商品賣到香港，到海關報關，但這個商品并沒有在香港消費掉，如黃金，通過香港進口，內地再加工成金首飾出口，一進一出，這個循環鏈看起來是一個假貿易，但每一單貿易又都是真實的。問題只在于他的動機不是為了做貿易，而是為了讓錢流進來。貿易肯定只是資金流入境內的渠道之一，由于可以納入海關的統計，兩邊數據一對，就可以看出某類產品增長的異常；但一定還會有其它的渠道，“冰山一角”或許就是這個含義。
扶持勞動密集型VS產業結構升級
《21世紀》：一些地方產業向東南亞等低勞動力成本國家轉移的事實正在出現，未來中國的貿易大國地位將面臨哪些挑戰？
黃海洲：這是一個中長期的問題，有些產業向東南亞轉移是很自然的，不僅僅是勞動力成本的問題，還包括環境保護及其他監管方面的考量。各國的監管不同，從企業的角度出發，實際上存在一定的監管套利空間。由于勞動力成本上行或監管方面的套利，有一些產業自然移出，這些是難免的，我們不必太過擔心。
盡管未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國家的低端勞動力成本仍會上行，但一般勞動力的供給相對比較充裕和穩定。
中國作為貿易大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首先，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這個地位是東南亞其它國家不能替代的。其次，相對于東南亞國家而言，中國是統一的市場、監管和貨幣，人民幣將來有可能成為重要的儲備貨幣，而且基礎設施也相對比較發達。再次，中國在很多方面是全世界最大的進口國，包括一些原材料領域，我們可以使內貿、外貿實現有效聯動。因為進口是出讓了自己的部分市場，從貿易戰略上來講，可以出讓這部分市場來換取海外一部分出口市場，這是東南亞國家不具備的優勢。最后，中國的產業鏈是最長的，東南亞沒有一個國家的產業鏈能有中國這么長。
相比中國，東南亞地區不是統一的市場，經濟相對比較分割，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監管，也都有自己的貨幣。而且，這些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與中國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些都增加了他們之間整合的成本。
如果我們能把以上這些優勢發揮好，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的貿易大國地位是難以撼動的。
《21世紀》：新外貿戰略規劃年內或將出臺，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仍將成為扶持重點。如何看待這一規劃與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之間的關系？近年來廣東省在積極推進“騰籠換鳥”、“雙轉移”戰略，這與扶持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否存在沖突？
隆國強：過去，我們的出口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同時也是低附加價值的，隨著經濟增長、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們的工資提高也很快，這樣就面臨一個問題，勞動力成本上漲，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被削弱。其它一些國家如越南、柬埔寨，工資明顯低于我們，就更有競爭力了。其次，以前的一些產業活動，對環境有污染，能耗很高。為適應變化的形勢，廣東省好幾年前就提出了“雙轉移”戰略，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出口部門一方面為我們創匯，解決了外匯短缺的矛盾，另一方面解決了數千萬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現在好多人說要轉向內需，擴大內需，不再搞出口了，我認為把這二者對立起來是不對的，正因為有幾千萬人參與出口，他們才有了收入和內需的消費需求。所以，出口和擴大內需是高度統一的。珠三角提出雙轉型，是要以技術含量更高、附加價值更高、環境更友好的、能耗更低的產業來取代落后的產業，并不是說出口部門搞高科技就不搞勞動密集型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提升附加價值的關鍵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高于工資上漲速度，你的產業才有競爭力。
提高勞動生產率，最開始靠管理，產業優化組合，但最終要靠的是機械化、自動化，以機器替代人，這是其它發達國家和后起國家都走過的路。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處理好節奏，節奏太快，工人被機器替代了，卻沒有創造出其他足夠的就業機會，會產生嚴重的失業壓力�；谥袊@種人口、勞動力結構，就業永遠是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未來制造業要升級，要解決就業，最大的蓄水池可能是在服務業。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也包括出口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黃海洲：廣東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多年來為改革開放實驗做出了重要貢獻。從發展戰略來講，中國經濟需要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要往前走，消費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廣東省提出了“騰籠換鳥”、“雙轉移”的戰略方向，再一次走在中國經濟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前列。其他一些省份也在做，比如浙江的很多產業已由沿海轉移到了內陸。
作為經濟發展先行者的東南沿海地區，隨著勞動成本和地價的上行，可以把發展成熟的相關產業轉移到我國中西部地區。另外，東南沿海地區并不都是同步發展的，比如廣東最發達的地區是珠三角，但珠三角只占廣東的20%-30%，像粵北、粵西等很多地區還沒有發展起來。所以有些“騰籠換鳥”、“雙轉移”其實是省內跨區轉移，即轉到本省土地價格更低、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若這些地方的基礎設施配套能夠做起來，廣東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從統籌的角度出發，應該把中國這個大國看成是一個梯度模型。[開曼注冊公司]中國之大，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差異很大。有些地區發展得較早，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也較高，可能更多關注產業升級，如東南沿海地區。另一些地區則相對落后，產業升級并不是其關注的主要問題，反而可能更需要低端產業解決就業問題，如中西部地區。中國目前還有很多低端勞動力，城鎮化過程中也會新增一些低端勞動力。長期而言，要解決就業，在符合經濟發展原理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無可厚非。
隨著經濟的發展，實際上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一個梯度發展模式，從東部到西部，甚至包括從國內到國外，由勞動力成本較高的地區延伸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這從發展戰略來講是一個合理戰略。
東南地區先行發展起來之后要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往中西部地區，包括本省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轉移。實現原有優勢和產業升級轉型之間的過渡，實際上就是一個梯度模型，我不認為其中有什么矛盾。如果把中國只看成香港地區或者新加坡，那樣矛盾才會很明顯。關鍵是要領會這個梯度模型的梯度有多大，以及怎樣相對平穩地實現過渡。
中美自由貿易區的構想
《21世紀》：中美戰略對話即將召開，雙邊貿易失衡年年都成為爭議的焦點，您曾提出推進中美自由貿易區的思路，這與美國正在推進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系協議（TPP）有何區別？
隆國強：中美戰略對話的議題特別多，中美貿易失衡總是逃不掉的一個話題，因為其引發了匯率問題、市場開放問題，每次都要談，今年也不例外。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下簡稱TPP）最早是由幾個小經濟體提出的，TPP對美國而言，在日本加入以后，整個市場規模大大擴大，但日本的經濟相對低迷，日本市場表面上看起來關稅水平很低，它們保護自己國家市場不是靠邊境措施，而是靠邊境后的措施。打個比方，大門是開著的，進去后會有很多小門卻是不開的。
中美自貿區是一個雙邊的自由貿易區，首先，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一個非常富有經濟含義的市場；其次，這個市場在快速擴張，世界上沒有幾個市場有7%這么快的增長速度，再加上人民幣升值，以美元計算的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以上。所以，無論從體量還是增長速度來看，對美國企業而言，中國市場的經濟含義遠大于TPP給他們帶來的市場機會。而且，中美兩國有相似的地方，其市場保護措施主要是邊境措施，如果談成了自貿區，對彼此進入對方市場都會有實質性的幫助。所以，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來說，中美自貿區都是極富意義的。
但對于大國來說，建立自貿區的時候，除了考慮經濟貿易意義以外，都會有一些戰略上的考慮。為什么美國要去選擇TPP？在日本加入之前，8個小經濟體，對它來講在經濟上沒有什么含義，其實只是要先把亞太這個框架搭起來，通過TPP談判，建立一個新的體制規則，來引領未來的全球貿易規則走向。
當然TPP和中美自貿區并不矛盾，一個國家可以有多個選擇，中美之間彼此看重真實的市場機會。中美自貿區是一個比較新的倡議，美國國內也開始有人在研究，這確實需要一些深入的定量分析。中美之間的戰略、經濟利益有很多互利的地方，雙方的利益交織越多，合作的動力才越強。從戰略上考慮，兩國加強經濟貿易合作，不僅對這兩個國家有好處，對整個世界都有好處。如果把所謂的制衡、爭霸放在優先考慮的話，不符合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也會對全球造成很多消極的影響。正是基于這種想法，我主張中美兩國應該認真地研究建立中美自貿區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