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統計最新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突破4萬億美元，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這也是中國既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貿易大國、第一大制造業大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以及第二大進口大國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
從體量規模角度衡量，中國今天取得的成績確實令人艷羨，但是，如果我們從結構的角度，去更深層次的觸及數字面紗背后全球價值鏈的真實現狀，也許得出的這個結論就不會陷于盲目樂觀，而是發人深省了。
近十多年來，國際社會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全球價值鏈分工”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最終產品經過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階段的生產；二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參與生產過程并在不同階段實現價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個國家在其生產過程中使用進口投入品。
依據原產地原則進行的傳統總量貿易統計至少存在兩個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間品貿易的存在，統計跨境總量貿易而非凈增加值會產生大量重復計算；第二，由于沒有反映出產品在生產環節上的流動，所以雙邊貿易統計中包含了他國或地區中間投入品價值。在此情況下，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常常是讓別人拿了厚利，而自己承擔了別人的麻煩和摩擦。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張茉楠
全球價值鏈主導全球貿易格局深層次改變
在產品的全球化生產尚未發展前，國與國之間貿易以一般貿易為主，流出一國的商品完全由該國生產，通關統計的進、出口不僅完全反映了該國的貿易總額，還能如實計算各國的貿易順差。然而，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各國資源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產品的生產鏈也被最大限度地進行細分，出口品價值由不同生產模塊上的不同國家組成，這直接導致以國家為單位的傳統通關統計無法正確反映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價值分配與價值流向。
近十多年來，國際分工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的多層次分工。國際分工的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由產業間分工發展為產業內分工，進而演進為產品內分工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以產品內部分工為基礎的中間投入品貿易稱為產品內貿易，從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全球價值鏈分工”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最終產品經過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階段的生產；二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參與生產過程并在不同階段實現價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個國家在其生產過程中使用進口投入品。
傳統統計難以反映全球真實貿易狀況
面對全球價值鏈主導貿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依據原產地原則進行的傳統總量貿易統計至少存在兩個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間品貿易的存在，統計跨境總量貿易而非凈增加值會產生大量重復計算；第二，由于沒有反映出產品在生產環節上的流動，所以雙邊貿易統計中包含了他國中間投入品價值。如在“三角貿易”模式中，中國向美國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從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進口的中間投入品，迫切需要新的國際貿易統計方法。
因此，一種能夠真實反映全球貿易運行和貿易秩序的全新核算方法——貿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 Added）統計正在越來越受到關注。由于基于全球價值鏈的附加值統計方法是在統計各國價值貢獻的時候，扣除了傳統通關統計中折返增加值，避免了重復計算，能夠真實地反映出各國在全球貿易中的狀況（某國在相應環節為某貨物增加價值稱為本國附加值，各國出口貨物中由上游其他國家提供的附加值則成為外國附加值）。這樣，每個國家（地區）出口貨物中本國附加值和外國附加值的比例就反映了該國（地區）的貿易獲益率。
在國際貿易組織的大力推動和倡導下，2011年以來主要權威國際機構紛紛發布了基于貿易增加值統計的相關研究報告，如2011年WTO和日本IDE-JETRO發布的《貿易模式和東亞的全球價值鏈：從貨物貿易到任務貿易》報告、2013年1月16日經合組織(OECD）和WTO推出的全球附加值貿易統計初版數據庫報告、2013年2月27日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全球價值鏈和發展：全球經濟中的投資和附加值貿易》等，引發了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使得人們對全球經濟失衡有了重新的認識。
根據WTO和IDE-JETRO（2011）報告，以增加值貿易方法測算，中美貿易順差在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三個年份相比傳統統計方式計算出的順差額要縮小20-27%，如果考慮到加工貿易因素，貿易失衡的程度更是會減少40%以上，甚至在2005年達到了53%的縮減規模，可見，全球失衡的狀況并沒有全值統計那么嚴重。
貿易增加值統計還原中國的貿易統計幻覺
1.全球大約有5萬億美元被重復計算
一國的出口產品中，不僅包括國內增加值，也包括國外增加值。國內增加值指一國的出口產品中所包含的本國增加值，[低價注冊香港公司服務]這部分增加值由本國生產出口至其他國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國。UNCTAD（2013）報告顯示，全球出口中約有28%是進口國僅僅為了將其作為生產某種出口商品或服務的中間產品而進口，在2010年19萬億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約有5萬億美元重復核算，而這對于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以加工貿易和中間品貿易為主的貿易模式，這種重復計算和虛增的成分更大。
在全球價值鏈上，美國主要以其掌握的核心技術專業化生產高附加值部分，而中國由于長期以來高技術研發能力不足，主要以其豐裕的勞動力承接產品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部分。這樣的分工決定了中國勢必進口大量中間投入品；而美國主要是以跨國公司為主體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和銷售，表面上大多表現為中間產品的跨境出口，事實上是國內生產在世界范圍內的布局和延續。
2.中國制造業出口超過1/4的增加值非本國創造
垂直專業化分工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始于上世紀90年代，以加工貿易持續快速增長為標志，中間品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也隨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來，中間品貨物貿易量的年均增速明顯高于消費品和資本品。中國的中間品貿易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使用本國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稟賦, 生產層次較低的中間投入品再輸往國外；二是從國外進口中間投入品, 利用本國的勞動力稟賦對其進行加工和組裝, 生產成最終產品或中間品后出口到國外（即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已經成為中國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主導模式。
目前，中國加工貿易出口占總出口的四成左右。中國在工業制成品加工組裝環節仍具有相對比較優勢，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品生產國和出口國，美國、歐盟等是最主要的終端消費市場。由于大量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由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轉移至中國內地，這些國家和地區原來對美、歐的順差也轉移至中國內地。這種轉移可以通過復進口來體現，即“貨物出口后再進口至該國”。
通過對中國出口加工區考察發現，由于中國香港的物流和基礎設施能力先進，產品經過中國香港運輸成本低廉且節省時間。出口加工區出口產品可以享受出口退稅，中間貨物進口用于加工，加工后也可以享受優惠稅收出口。中國是迄今世界上主要的復進口國。中國的復進口自2000年來已經增長超過12倍，復進口正成為中國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失衡的成分被嚴重夸大。
根據我們利用投入產出模型測算，在出口部門中，含國外增加值比重較高的部門集中在制造業，其產品出口中國外增加值的平均比重為26.3%，即主要制造業部門的出口超過1/4的增加值非中國本國創造。如果以貿易增加值統計方法計算的中美貿易順差將縮水36%左右，中歐貿易順差、中印等雙邊貿易順差也將大幅下降，中日貿易逆差則進一步擴大。
3.中國連續數年成為全球貿易保護和貿易摩擦重災區
更為嚴峻的是，虛胖的貿易規模非但沒有給中國帶來利益分配的增長，反而加劇了中國與貿易伙伴的摩擦，而中美貿易摩擦尤為明顯。改革開放以來，除個別年份外，海關統計的我國貿易順差逐年擴大，從1995年的167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峰值的2981億美元。此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貿易順差有所回落，中國2013年貿易順差2597億美元。
2011若以經常性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作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2011ed），中國經常性賬戶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額已從2003年的6.8%，上升到2008年峰值時的24.3%，2009年為24.1%，2010年回落至19.9%，全球失衡的1/5來自中國，匯率摩擦、貿易摩擦等由此產生。截至2013年，已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94起貿易救濟調查，同比增長22%，其中反傾銷58起，反補貼3起，雙反15起，保障措施18起。中國依舊是貿易摩擦重災區，在全球遭遇貿易摩擦案件最多,增幅較高。
東亞“三角貿易”對中國意義重大
為了進一步分析，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以及貿易分配狀況，我們對亞洲價值鏈，特別是東亞價值鏈進一步深入分析。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東亞區域內貿易的增長速度幾乎是世界貿易的兩倍, 而且遠遠超過了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 和歐盟( EU) 區域內貿易的增長速度。亞洲價值鏈（尤其是東亞價值鏈）是全球貿易循環中最為關鍵的鏈條之一。亞洲各經濟體并沒有專攻生產某些種類的成品，而是越來越多的專注于產品生產的某個環節，并與其他亞洲經濟體形成垂直專業化分工。
數據顯示，過去10年中亞洲對歐美出口所占比重明顯下降，區內貿易比重大幅上升，東亞區內貿易額中60～65%為中間產品貿易——在東亞國際產業鏈中，[優惠注冊香港公司服務]日本、韓國等將中國作為生產鏈的終端，中國則需要從東亞較發達經濟體進口半成品和高技術零部件，同時從東盟進口能源礦產等大宗品，然后將制成品銷往歐美發達國家。中國在東亞區域內貿易爆發式增長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使區域內貿易流向發生了顯著變化。東亞與中國之間貿易的重要性顯著上升, 中國已經成為東亞區域內貿易增長的中心, 大大地改變區域內貿易流向，表現為以下突出特征：
一是貿易流先從原來以日本為中心逐步向中國轉移。數據顯示，1995-2005年間，中國成為區域內其他地區出口增長的主要目的國，幾乎所有國家對日本的出口比重都下降了。這些都表明亞洲貿易流向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和中國崛起的影響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貿易流向從原來的以日本為中心逐漸向中國轉移。
二是中國取代日韓成為歐美的主要進口來源地。東亞“三角貿易模式” 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取代日韓成為歐美的主要進口來源地。研究數據顯示，歐美從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的份額呈不斷上升的趨勢，而從日韓進口占其總進口的份額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從2002年開始，歐美從中國進口的份額超過日本；從2005年開始，中國已經取代了日韓成為歐美的主要進口來源地。
三是中國出口中由別國（地區）提供的中間品價值主要來源于亞洲國家和地區，而且比較集中，這些經濟體所提供的中間品構成了中國在國際生產分工中的亞洲供應鏈。入世以來，中國出口額中亞洲國家（地區）所提供的中間品價值比重大幅提升，其中日本占比最高，其次為中國臺灣、韓國、中國香港等，亞洲四小龍的總占比達到亞洲國家（地區）占比的一半。而來源于美歐等發達地區提供的中間品價值卻較小，這意味著中國加工貿易“來料”的基地具有明顯的地域性，那就是東亞國家（地區），具體來看主要是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加強與東亞貿易聯系，提上在亞洲價值鏈的主導地位意義更加重大。
如何提升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水平
未來十年全球產業競爭將是價值鏈上的競爭，價值鏈競爭決定中國制造業乃至產業競爭力和未來經濟的前途與命運。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浪潮，以及國內傳統比較優勢流失等多種挑戰，中國必須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推動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全面升級。
1.積極延長國內價值鏈，提升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分工水平
由于我國加工貿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過度依賴進口，形成了研發和營銷“兩頭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貿易國內價值鏈過短，對配套產業的帶動作用不足。因此，需要進一步調整加工貿易的方式結構，加快搭建和延長國內價值鏈。
首先，盡快提高加工貿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提升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貿易中從上游生產企業向下游企業的傳遞速度和水平，提高加工貿易與國內原有產業的結合度。
其次，參與加工貿易的企業應加強自身優勢的培育，使跨國公司將更多的設計、生產、流通和服務環節放在中國，優化母子公司之間的分工關系，促使加工貿易由單純生產向綜合服務和全球運營方向轉型。
最后，按照“十二五規劃”延長產業鏈，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進內外資加工貿易協調發展的同時，加強加工貿易產業分類評估，明確細化禁止、限制類產業目錄，建立準入退出機制，通過財稅、金融、品牌認證等手段加大引導力度，積極培育核心競爭力。
2.重視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控制力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對全球資源和經濟的控制力，獲取更大的貿易利益，就必須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圍內有一定競爭力的本土跨國公司。
目前, 我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 很多國內大型企業的主要業務仍集中在國內市場。因此，我們建議研究制定促進中國企業國際化中長期發展戰略。深化和落實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以及“走出去”發展戰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級生產要素，發展和延長國內價值鏈，并鼓勵國內企業向低產業梯度國家轉移。政府除了財稅、金融、貿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應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場設立相應的貿易促進機構，為企業搭建國際貿易網絡提供綜合性服務平臺和境外貿易合作區建設。
3.著力增強零部件和裝備制造業的自主研發創新能力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中間品進口大國之一。在最大限度促進零部件進口技術溢出的基礎上，政府應該制定政策引導國內企業加強零部件產品的自主創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國本土企業的零部件生產質量和工藝，走出我國核心零部件過分依賴國外的困境，突破“為出口而進口”的被動貿易模式；另一方面促進產業內分工，打造和延長國內價值鏈。短期內，應繼續促進成套機器設備進口，加速國內陳舊設備的更新，增加國內資本積累；但從長期看，應該提高研發經費的投入和效率，鼓勵我國本土裝備制造業的自主創新。
4.進一步優化加工貿易國內布局，加快產業升級和梯度轉移
加快加工貿易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步伐。
一是國家要繼續強化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加工貿易發展的差別化政策，鼓勵東部地區利用資金和技術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通過執行差別化稅收政策和調整加工貿易商品目錄，引導加工貿易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二是國家應加強資金投入，優先支持中西部地區出口加工區的建設。
三是針對我國出口加工區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的現狀，建議應打破地方利益和市場壁壘，建立全國統一要素市場，保障生產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并且更多地賦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區物流功能，建設一批報稅物流園區和倉庫，提升產業配套和產業集群水平，優化貿易鏈的區域布局。
四是進一步優化利用外資的區域結構，促進中西部地區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防止東部地區對產業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產生擠出效應。
5.充分挖掘國內市場需求容量，推動全球高級要素向中國集聚
從趨勢上看，中國第一波“全球化紅利”將趨于結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紅利”正在展開。有別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參與國際分工所獲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紅利”，所謂第二波“全球化紅利”，就是通過龐大的內需市場，吸收國外高級生產要素，如技術、人力資本等來推動中國經濟升級。總體看，中國吸收國際資本的綜合優勢并未明顯減弱。擴內需政策將進一步激發國內市場增長潛能，逐步提高的勞動力素質和相對完備的配套能力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外商投資創造了發展條件。
特別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推進和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措施的實施為提高外資質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撐，區域差異和多層次勞動力繼續為多類型外商投資提供了廣闊空間。伴隨著本土高增長的市場容量，中國正由全球跨國公司的制造中心轉變為戰略中心和決策中心，這帶來了整個價值鏈的轉移，吸引全球高級要素匯聚。此外，中國應積極順應全球FTA大浪潮，加快推進中日韓FTA、中國-東盟FTA談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FTA、中歐FTA等戰略協定談判，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動中國由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