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美國商務部公布美國6月份房屋營建數量環比下跌5%,創8個月以來新低,再次驗證了美國經濟復蘇前景的疲弱。美聯儲主席伯南克7月21日稱美國經濟前景“異常不明朗”,并坦言在短期內沒有計劃出臺任何經濟提振政策。同時,他再次將矛頭指向人民匯率問題,并稱人民幣匯率政策為中國出口提供了有效補助,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符合中國根本利益。

　　在國際經貿關系中,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我國與西方國家貿易摩擦的焦點之一。近幾年,美國一直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與我國糾纏不休。眾所周知,中美經貿關系在我國對外貿易關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妥善解決好這一問題事關兩國的共同利益。而從貿易結構看,當前我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結構總體是互補型的,人民幣升值對美國自身而言也是一把“雙刃劍”。

　　施壓人民幣緣于中美貿易結構變化

　　首先,伯南克7月21日的講話表明短期內美國不會進一步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再次明確了美國政府現階段支持相對強勢美元的立場。當前在美國經濟復蘇前景不明朗,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增長潛力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增加出口似乎成了美國經濟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期美國的貿易逆差卻有不斷擴大趨勢,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受金融危機打擊,歐盟進口需求不斷下滑;二是中美貿易結構、產品需求彈性不同,導致在面對匯率調整時對外貿易需求增速受到的影響也不同。

　　貿易結構指兩國是否生產并出口同一類型產品。當兩國的比較優勢不一致時,每一國都應致力于生產、出口該國具有競爭力并能使其獲得高利潤率的產品,同時進口該國不能以較低成本生產的商品,這時兩國間的貿易結構被認為是互補型的。相反,當兩國的比較優勢一致時,這兩個國家都致力于生產能使他們獲得最高利潤的同一類產品,每個國家都能很容易地用本國產品替代進口產品。在此情況下,兩國間的貿易結構就應被視為是競爭性的。

　　改革開發以來,中美貿易結構一直屬于互補性,但隨著近年來中國產業的升級,產品價值曲線不斷上移,一部分工業品的制造工藝水平已與世界先進水平不相上下,導致了中國與美國、歐盟在貿易結構中的關系逐漸有從互補型向競爭型轉變的趨勢。得益于我國廉價的勞動力稟賦資源,國內制造業快速擴張,進一步擴大了在國際市場的份額,美國2009年失去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就是很好的例子。當然,美國不會坐等形勢這般發展下去,因而近幾年在國際公開場合上就人民幣匯率問題頻頻向我國施壓,企圖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削弱我國產品的競爭力,奪回失去的市場份額。

　　誠然,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的好處不僅限于此。近的來看,人民幣升值可使中美之間的貿易更加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將會減少。遠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將強迫中國加快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部分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被淘汰,資源將加速從出口部門向進口部門流動,期間將產生新的消費需求。客觀上說,從我國自身的發展看,也存在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的內在需求。

　　當今的中國,經過多年改革開放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勞動力資源的增長正逐漸進入“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將不可避免,國內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也進入升級轉型的關鍵時期,相應的國際貿易結構也必然會發生質的變化。美國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向人民幣施壓的同時,也適當放開出口管制期望加快搶占中國市場。今年6月4日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以清潔能源主導的中美雙邊貿易博弈代替了此前猜想的匯率之爭,就是美方邁出的實質性一步。據美國商務部預計,到2020年中國清潔能源市場將達到1000億美元,從而幫助美國實現2015年之前出口增長一倍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幣匯率問題只是一個噱頭,美國人真正的目的是以此為談判籌碼,要求我國進一步向美國開放市場,從而幫助美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畢竟,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結構整體上屬于互補型,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對自身而言也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諸多好處的同時,必將直接引發美國進口成本增加。當然,不排除因人民幣升值,原先由中國承擔的某些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訂單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培養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和國際貿易中的信譽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替代的。所以,人民幣升值將會使美國人民承擔更高的成本。

　　增強匯率彈性有助于我國貿易結構優化

　　在后金融危機時期,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道路并非一路坦途。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形成的沖擊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美國個人儲蓄率的提高,金融危機沖擊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同時也使美國人民修正了過度消費的習慣;二是美國再工業化進程的重啟,盡管美國經濟已經發展到服務經濟、知識經濟階段,但又重新加大了參與全球工業制成品市場的力度。對于歐洲來說,歐債危機后期歐盟各國政府紛紛著手改變原先過于優越的社保體系,延長退休年齡,意味著勞動人口的增加和未來實體經濟產出的增加。但與美國相比,歐洲的工業化進程相對較慢。

　　美國在重啟工業化進程中,勢必加強與歐洲在高科技工業制成品、高端服務業等領域的競爭。長期來看,因為財政預算的收緊和個人消費能力的降低,美歐兩大經濟體必須設法開辟新的消費市場,才能填平內部需求下降與產出增加之間的缺口,推動其經濟增長。

　　對于我國而言,在城鎮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推進的大背景下,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雖然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有所削弱,但將促使資源配置逐漸轉向進口部門,利用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希望增加出口來緩解國內財政壓力的契機,加速高新技術引進,推動國內產業升級,進而推動資源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加快我國貿易結構優化的進程,最終實現我國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貿易結構由互補型向競爭型轉變。同時,在這一過程,我國與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的貿易關系也會經過整合形成新的平衡。

　　綜上所述,考慮到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的承受力和抑制境外投機資本流入境內,人民幣匯率增加彈性后,短期內出現大幅快步升值的可能性很小,長期來看會是小幅漸進的姿態,直至推動我國與美歐之間的貿易結構完成由互補型向競爭型轉變。屆時,我國對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的名義匯率將跟隨經濟周期而呈現雙向波動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