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信托公司而言，PPP被普遍認為存在諸多業務機會，但盡管大致路徑清晰，但究竟如何運作，至今仍無可借鑒樣本。
43號文規定的政府融資平臺清理大限步步臨近，[德國公司注冊]政信業務也走到了不能回避的轉彎路口，未來政府類業務運作將如何為繼，成為了業內普遍關心的熱點話題。
對于信托公司而言，PPP被普遍認為存在諸多業務機會，但盡管大致路徑清晰，但究竟如何運作，至今仍無可借鑒樣本。
記者了解到，即使在該領域行至最前端的五礦信托，目前也僅僅完成了框架協議的簽訂，具體項目仍未完成落地。
該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五礦信托創新研究部副總經理寧新田坦言，實際操作過程中還有許多復雜的問題需要協調處理，但相信信托一定是PPP項目最契合的操作主體，料將有不錯的發展預期。
撫順項目仍待落地
據了解，早在信托公司還未急于給如今難以為繼的傳統政信平臺項目尋找替代化方案的2010年，五礦信托便啟動了PPP模式的跟蹤和調研。
根據《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是在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建立的一種長期合作關系。
其模式是由社會資本承擔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基礎設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過“使用者付費”及必要的“政府付費”獲得合理投資回報。
政府部門負責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價格和質量監管，以保證公共利益最大化。
今年6月，五礦信托與撫順沈撫新城管委會、中建一局（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大致的規劃是，由五礦信托、沈撫新城管委會、中建一局共同注資成立項目公司，注冊資本在10個億左右，其中五礦信托為項目公司控股方，投資標的為包括河道治理、土地平整、環境綠化等在內的綜合性片區建設項目。
政府按約定承擔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相關責任，但不對債務進行兜底。
其中，信托公司扮演的角色，類似于“服務總包商”，將整個項目的建設周期，按不同環節進行切割，選擇本身就有很強資信優勢的建設商予以分包，并形成一個無縫的完整閉環。
每一個“分包商”都只對自己完成的局部工程建設目標負責，包括工期及工程質量等。如若未達成目標，則需要承擔較大的違約責任。
按照寧新田的說法，這類運作模式中，是通過切割工程不同環節，以“無縫閉環”來控制整體風險，每一個環節承擔的是工程的局部目標，也將約定很高的違約責任，在這方面，談判的極限可達到的條件是，建設方一旦出現違約，將無條件對信托計劃進行流動性支持。
因為在選擇建設方時都選擇了較高資信水平的主體，出現局部建設目標不達預期的可能性不大，而一旦有例外發生，也有能力承擔較高的“賠償”責任。
如若順利完成，這將是一項標準的PPP合作模式，符合了該模式的兩個核心要點，一是投資標的物為需要特許經營的政府公共項目，二是政府在其中承擔有限責任，不做兜底。
但據了解，上述框架設計雖基本完成，但由于在實際推動過程中存在的難題，目前仍在推動過程中尚未實質性落地。
寧新田坦言，“在PPP項目運作過程中，最不可控的就是時間，區別于傳統政府融資項目，由于整個運作結構較為復雜，也涉及到很長的審批和協調流程，實際推動過程中還是困難重重�！�
類PPP模式先行
盡管標準化的PPP項目暫未落地完成，但五礦信托此前已經操作的“基建一號”，也已經具備了PPP項目的部分特征，是為“類PPP模式”中的一則典型案例。
具體為五礦信托發行“基建1號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計劃分期募集不超過10億元信托資金，用于與中建一局共同設立項目公司以及發放股東貸款，期限為10年。
項目采取了分期發行的方式，第一期次級規模1億元，用于出資與中建一局共同設立項目公司。
信托次級不設預期收益率，優先級擬暫設為9%/年。
信托計劃存續期間優先級受益人暫設為每自然季度末月20日為信托利息支付日，最后一個信托利息支付日將信托財產原狀分配給次級受益人。
就增信方式而言，主要包括：
一是南昌銀行對政府或授權單位簽署的BT協議中政府的回購義務提供付款保函。
二是項目公司與中建一局簽署的《施工合同》約定單項工程若未能按時竣工驗收，根據違約情況向項目公司支付相應違約金。
三是南昌縣財政局提供回購承諾函將BT工程建設項目回購款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內資金支付。
除此之外，項目公司的董事會共3人，由五礦信托占據兩席，中建一局占據一席，董事長由五礦信托委派的董事擔任，董事會決議事項需全體董事三分之二表決通過。
項目公司的印鑒及公司證照也由五礦信托委派專人保管。
從該項目的資金運用方式和交易結構來看，“基建一號”已具備了PPP模式的一些典型特征：比如項目的整體運作框架是由信托公司提供資金，建設方承建，而政府最終對服務進行購買。
但因為在標準的PPP模式中，地方政府也需要參與到項目公司當中并承擔有限責任，就這一點而言，上述“基建一號”距離真正的PPP模式仍有一步之遙。
寧新田表示，[注冊百慕大公司]信托公司參與PPP模式運作時，確實具有一定困難，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則是作為投資類項目，在收益回報層面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面對投資者的信托公司既要以投資的方式運作項目，又要盡可能收緊風險敞口。
之前傳統的平臺項目中對應的是清晰的債務關系，只需要考察擔保方的資信情況，而PPP模式中，則需要實際考量資金投放之后的收益情況，這對信托公司的主動管理能力提出了很大的考驗。
然而，他還是認為，從制度層面而言，PPP模式中，信托仍是最契合的運作主體。首先對于這類資金需求較大的公共項目，通過信托可以很好地引入社會資本，而對于信托而言，政府的特許經營項目在整個社會經濟體中的實際收益其實最高，能夠匹配信托資金端的需求。
這其中，信托扮演的是一個平臺化的角色，而平臺上的各個環節，包括政府和建設方各司其職。
寧新田的觀點是，信托的主動管理能力，不是學如何做房地產開發，也不是如何做工程建設，而是運用制度特征來協調好各方關系。
至于公共項目建設時間周期較長難于與資金端相匹配的問題，他表示，部分項目也可以在兩年的周期完成，其余也可以依靠談判和撮合能力對交易結構進行合理設計以滿足需求，比如將整個項目周期拆分，對建設完成并能夠投入使用的部分逐步回流還款。
北京某信托公司業務部負責人表示，除了直接參與PPP模式，以投資方的身份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運行項目，信托公司為PPP項目中的某一建設方提供融資也不失為間接參與PPP的一種可行方式。
